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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钱树1970娱乐官网|王瑶:怀念朱自清先生

2020-01-11 11:58:04 浏览次数:4753
核心提示:朱自清先生是我的老师,从1934年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求学起,系主任就是朱先生。这是朱先生自己的做人态度。无可讳言,朱先生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,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。但朱先生毕竟是学者,在同一天他竟受了国民党党团分子的欺骗,在抗议苏联的东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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摇钱树1970娱乐官网,朱自清先生是我的老师,从1934年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求学起,系主任就是朱先生。以后在昆明入清华研究院,导师也是朱先生;毕业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工作,复员后又回清华大学服务,都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做工作的。特别是在他逝世前的五六年,更是常常在一起。

关于他多少年来一贯的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,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很熟悉。学生的报告或论文等,他总是详细地加以批改和指导,绝不随便发还了事。作者以前上他所授的“文辞研究”一课,因为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,内容比较枯燥一点,班上只有作者一人听课;但他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,不只从不缺课,而且照样地做报告和考试。1948年6月初,在他逝世前两个月,他的胃病发了,吃一点东西就要吐。他没有吃(东西)就上课去了,结果在班上大吐,由同学们扶回家里。作者去看他时,他说如果过三两天还不能起床,就嘱作者代他上“中国文学史”和“中国文学批评”两课程,但休息了几天后,他又勉强自己去上课了。一次在清华中文系欢送毕业同学的会上,他勖勉同学说:“青年人对政治有热忱,是很好的事情;但一个人也应该把他的本分工作做好,人家才会相信你。”这是朱先生自己的做人态度。这种严肃的负责精神,整个地贯彻着他一生的治学和为人。

他虽然负责,并不揽权,更不跋扈。相反地,和蔼成了他生活的习惯。尊重别人的意见是他经常的态度。路上遇着,老远就跟人点头,不论是同事、学生或工友。你随便告诉他点事情,他总会谢谢你的。他主持清华中文系十多年,从来没有役使过助教或同学;和每一位的情感都是很融洽的。虽然是这样的谦虚和蔼,他自己的信念却很坚定。据赵凤喈所写的《忏悔录》说:他竞选国民党的伪立法委员,找朱先生签名赞助,朱先生说“我不能签名”。在他逝世的前两日已经开刀后卧在医院的病榻,还谆谆嘱咐家人,说他已经签名拒绝接受美国的“救济”,以后不要买他们的配售面粉。朱先生在《论气节》一文中,解释“气”是积极的有所为,“节”是消极的有所不为。从他平生的言行中,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,古狷者的耿介态度。

朱先生逝世前半年体力渐弱,面目清癯,体重减低到35公斤,走一点路都很吃力。他自己也很为身体担忧,但工作却毫不减轻,一清早就坐在桌子前。他当然也有衰老的感觉。不过并不因此消极;他把唐人的诗句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,改写作“但得夕阳无限好,何须惆怅近黄昏”,写好放在写字桌的玻璃板下边,当做自己的警惕。这种负责工作的精神是何等的严肃!

朱先生这病已拖了十几年,如果不是在反动统治下多少年生活的颠沛和艰苦,朱先生是绝不会死的。1945年在昆明,胃病也曾严重地发过一次,暑假他去成都,打算在成都四圣祠医院根治,但“八一五”的胜利到了,他写信告诉作者说:“胃病已暂平复,胜利既临,俟到北平再为根治。”谁想回到北平的日子,精神物质比抗战时期都难过呢!一直拖到胃上穿了大洞才借钱入医院,而体力已衰弱得不能支持了。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从左至右:朱自清、罗庸、罗常培、闻一多、王力 摄于昆明

为了整理编集朱先生的“全集”,我有机会把他的遗作全部读了一次,特别是他的日记部分,使人感触最深。(后来《日记选录》部分未收入《朱自清文集》,但于60年代初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出之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》第三辑。)

作为一位学者和教育工作者,朱先生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,多少年来是一贯的。1936年起他开始授“中国文学批评”一课,日记云:“此科目必须以大部时间处理研究之。”学校初迁昆明时,一切还在草创,他负的行政事务很忙,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即云:“自南迁以来,皆未能集注精力于研究工作,此乃极严重之现象。每日习于上午去学校办公,下午访友或买物,晚则参加宴会茶会,日日如此,如何是好!”这可看出他对学术工作是如何的热忱和负责。这精神也同样可从他对青年的爱护上看出来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后,12日清华学生又进城游行示威,越铁路由西便门冲城时,他怕学生受迫害,即随在学生后面,想劝回学校。1936年2月19日夜,二十九军士兵突入清华,捕去学生21人,当夜有六位女同学是避在朱先生家里的。1937年10月,学校初迁长沙,学生为请求贷金事与梅贻琦冲突,当月20日的日记云:“青年人对中年人之态度仍为现社会中最重要且最困恼之一问题,此责自不应由青年人负之。”言外之意,对学生实在是很同情的。1945年昆明“一二·一”惨案发生后,朱先生于次日的日记云:“上午开教授会,选代表三人慰问同学,并参加今日下午之死者装殓仪式。会中心情均极严重。约有二十教授参加仪式。余未往,但肃穆静坐二小时余,谴责自我之错误不良习惯,悲愤不已。”“一二·一”运动是朱先生思想转变的关键,这转变正是由爱护青年的教师立场出发的。

无可讳言,朱先生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向是晚年的事情,以前他是相信国民党政府的。在“七七”前夕,“一二·九”运动后一年,1936年12月20日的日记云:“陈君来访,谈及国事,彼思想甚左,余坦白告以余之立场与政府相同。”但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,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,国民党拉拢大学教授入党,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,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,因了他的拒绝,才都没有加入。他思想转变的时期和闻先生差不多,都在此后一二年,这当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急骤法西斯化的结果。到1945年昆明“一二·一”学生运动时,他的立场已经很显明了。12月4日的日记云:“上午开教授会,为罢课三日后之问题激辩至六小时。决议包括三项:(一)为悼念死伤学生,由学校宣布停课一周。(二)慰问被侮辱同人。(三)向有关负责当局抗议。会中空气紧张,且几濒分裂;但少数人未逞所欲,结果甚佳。”当时有些国民党党团教授还意图粉饰,但毕竟失败了。次年1月20日,他签名昆明文化界反内战的时局宣言,2月22日,他促成教授发表对“一二·一”凶手李宗黄逍遥法外的抗议书。但朱先生毕竟是学者,在同一天他竟受了国民党党团分子的欺骗,在抗议苏联的东北问题宣言上签了名;日记云:“对东北问题之宣言余同意签名,但告以须不涉及内政,只为单纯之爱国表示。”但事情并不那样单纯,次日的日记云:“图书馆前有连续之关于东北问题演说,某君似为首脑。会后有示威游行,但联大学生极少参加,大部皆作壁上观。此显然为党团领导,甚悔前者对东北问题之签名。”这是当时国民党分子导演的得意之作,一直扮演了好几天;在朱先生的日记中,也好几次后悔他上了一次当。但显然的,他的态度反而更坚决了。闻一多先生被刺的时候,他已经准备复员,到了成都,7月17日的日记云:“报载一多于15日下午5时遇刺,身中七弹。其子在旁,亦中五弹,一多当时毙命,其子仍在极危险情况中。此诚惨绝人寰之事。自李公朴被刺后,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,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!此成何世界!”以后他在各处参加追悼会演说,为文纪念,更担负起整理编辑《闻一多全集》的重任,这难道仅只是为了个人的私谊!

复员以后,他随时参加青年人的聚会,朗诵诗,扭秧歌,写进步的文章,主张为人民的文学,谈诗的阶级性;态度显然是更激进了。1947年2月23日,签名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,5月26日,签名呼吁和平宣言,而且他持宣言稿到处请人签署;日记云:“即访新林院北院诸友征求签署,共遭四次拒绝。”1948年7月9日又签名抗议“七五”枪杀东北学生事件。当日日记又云:“读《论知识分子及其改造》一书,内容新颖扼要,对个人主义之论述警辟。”23日他扶病参加《中建》半月刊召集的座谈会,讨论“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”,他主张知识分子亟需改造,但以前过久了“独”的生活,现在要变向“群”的方面,这过程很艰苦;他身体不好,要慢慢地来。但在这以后20天,他就逝世了。这样一位对学术有造诣的学者,一位努力了二三十年的文艺作家,一位爱护青年的教育工作者,而更重要的,一位立场进步坚定而又有决心来改造自己的大学教授,他没有机会看到他所渴望已久的解放后的新中国,这是他的不幸,也同样是人民的不幸。

朱自清与家人

那是1948年8月6日,从早上九点钟起,清华中文系的同人还和往常一样地集聚在工字厅里,评阅新生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。朱先生下一学年休假,身体又不好,没有参加普通的阅卷工作;只等各地的考卷都来齐了,他再来评阅投考研究院的一部分。校方每人发给两百万元(当时的“法币”)的阅卷费,余冠英先生提议大家以一日所得,聚餐一次。大家笑笑,自然是赞成的;但自然也觉得是等朱先生来了才举行的。一切都和平常一样,并没有什么不幸的预感。十点多钟的时候,看见朱太太匆匆地跑到工字厅里间,和外文系主任陈福田说话,接着便一块走出去了;大家也都没有留意。又过了半个钟头,我偶然出外边去,还看见他俩在院子里讲话,是说医生的事情。我也并不十分在意;那半年中,朱先生的胃病已经发过三次,但过几天又看见他曳杖出行了,又坐在办公室里工作,体力虽然明显地衰弱了,面貌也异常清癯,体重只消瘦到35公斤,但见了人还和往常一样地娓娓谈笑,是绝不会使人联想到意外的。我想大概是陈福田有好医生来介绍的,他患胃疾已经十几年。下午又去阅卷,才听浦江清先生说朱先生的病是五号夜里发的,校医说可能是盲肠炎,上午已经送到北大医院去了。盲肠炎的割治在现在医学本来是很简单的手术,但朱先生的体力实在太衰弱了,总使人心里担忧。第二天得到的消息,说开刀已经完毕,仍然是胃溃疡,已破了一个洞,但经过情形良好,可以说已经脱去危险期了。

8号是礼拜天,阅卷的工作停止了,好几位同事都进城去看朱先生,我也去了。他安静地躺在病房里,鼻子里有医生插着的管子,说话很不方便;但仍然在说话,神志很清楚。他听医生说十二指肠可能还有毛病,深恐这次开刀并不能断根;又嘱托说研究院的试卷请浦江清先生批阅,并对外边的许多事都很关心。我们自然是劝他少思虑,多休息,这些都用不着操心的。这时才相信了医生所说的危险已过的话,大概靠得住;觉得只要静养,复原是没有问题的。

9日过了一天,10日中午,医院用电话通知清华大学校方,说朱先生的病很危险。下午我赶着到了医院,去看他的人已经挤满了一院子,医生都不让和病人见面。朱太太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了,对大家叙述着病况和医生的诊断;据说是转了肾脏炎,肾脏完全失去了功能,肚子很胀,已有轻微中毒的现象。医生口口声声说开刀的经过是没有问题;但现在转了别的病,所以情形很严重。从医生的表情观察,大家都意识到是很危险的。朱先生的神志据说还很清楚,但无力说话;他的三个孩子也进去看他了,没有说什么,大家默默地都含着眼泪。他嘱托家人说他已签名拒绝“美援”,不要买美国的配售面粉,就是这天的事。

次日上午,怀着一种不能抑制的焦急的心绪,又坐在工字厅看卷子;一面静等着城里报告病况的电话。11时,知道朱先生已经小便了一百西西,心里平静了一点,想来肾脏的机能是可以慢慢恢复的。但到下午,朱太太又打发人来说病况严重,说有小量的鲜血吐出,医生承认是胃部新出的;喘气,肺部有发炎现象,正用人工输进氧气。又说如果胃部的血出多了,只有第二次开刀。胃部怎么会又出血呢?常识的判断也恐怕是开刀的手术上有问题;本来起初是由陈福田介绍北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关大夫亲自开刀的,关是北平有名的医生,又是清华校友,但临时却换了一位姓朱的大夫。医生的谈话处处想说明开刀的经过没有问题,严重的是发生了另外的病。大概起初医院并没有很注意,像照应一个普通小病一样地应付过去了;9日起才感觉到这病的严重,又对于关大夫没有亲自来有一点歉疚,于是处处说不是胃的毛病,对病人的照应和关心也较前增加了。

12日上午,我实在看不下卷子了,走出来吃了点东西又进城去了;医生的报告和昨日一样,胃也并没有大量出血,看样子今天是不要紧的。11时多他要起来大便;就这一次,扶上病床去就逝世了!时间是1948年8月12日11时40分。没有说一句话,没有留一句遗言。大家几天来都候在院子里,除了朱太太,谁也没有瞻仰到他最后的目光。就这样地结束了他的一生,从入院到逝世只有六天。

13日,这不祥的日子,天下着雨,是那年第一个秋凉的早晨,但人的心境却更凄凉,八点多钟大家就都又挤到北大医院里,院子小,人很多,天色阴暗落雨。学生,同事,清华、北大的许多人都来参加了。先是瞻仰遗容,随后一具薄棺,简单地,或者说是草率地立刻就入殓了。接着便抬上了卡车,送葬的人坐了几辆汽车,一直开向了阜成门外的广济寺下院,在那里举行火葬。就在这个荒凉的古寺里,将棺木安置在那个嵌着“五蕴皆空”的匾额的砖龛中,用泥和砖封起前面来,龛顶上有一个烟囱;由冯友兰先生主祭,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以后,开始在下面举火了。前边肃立着一百多人,啜泣的,失声的;烟一缕缕地从龛顶上冒出,逐渐多也逐渐浓了。就这样完结了一个人的最后存在,那在社会上活动了多少年,产生了多少成果的形体。骨灰是要两天后才能来取的;朱太太和她的孩子,仍由她的朋友暂时陪着住在城里。我和很多的清华同事们,疲惫地凄凉地拖回了清华园。

隔了一天,15日早晨,是应该领取骨灰的时侯了。一早我就进了城,照料着买好香烛祭物和盛遗骨的瓷罐等;接着便陪着朱太太,他的三公子乔森,四公子思俞,坐车到广济寺去。11点钟,又到了那个荒凉的古寺,又站在那个砖龛面前;一切都和前两天离开的情形一样,只是站着的人少了,更增添了不少凄凉悲痛的感觉。和尚把用泥封着的龛门打开,里边什么也没有了,除了地下的一些灰。朱太太嚎啕着,其余的人哽咽着;这就是一个严肃地从事学术文化工作的人的结束!和尚用铁筛把骨灰筛过了一次,剩下的倒在屋檐下,大家开始来检取遗骨,烧得很干净,很碎,很少有长到二寸的大块。大家耐心地拨来拨去,不放过一个微小的碎片。一块、两块、一片、两片,怀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的心绪,倾出这活着的人所能尽的最后的忠诚。

下午两点半钟到了朱先生那个离开了十天的寓所;一切和以前一样,只是里面失去了主人。将灵骨供奉起来烧奠了一次,把朱太太扶在沙发上休息;我又走进了朱先生的书房。冷清清地,但并不凌乱,写字桌上的文具、烟斗,和以前一样地陈列着;玻璃板下面仍然是那两句“但得夕阳无限好,何须惆怅近黄昏”的诗句;抽屉里搁着半篇文章,题目是《论白话》,只写了1700字,还没有完成,一切都和平常一样,像是主人临时出去了似的。但现在主人是再也不会进来工作了,《论白话》是永远也不能完成了,永远的!我怅惘地退了出来,又踱到朱太太旁边;她说接到了她长子迈先从蚌埠来的电报,说17日可以飞到北平。她哭着说:“他来了能看见些什么呢!活活的一个人,只剩一把灰了。”您怎么劝慰她呢?您能说她说的不对吗?

我默念着,这十几年来的每一件事情,这十天间的种种经过,我不能劝她,我也有抑制不住的悲痛。

(本文摘自《王瑶文论选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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